萍水河畔，北桥桥头，人们会经常看到一位乘坐轮椅的老翁。他头发斑白，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皱纹，神情刚毅，双目炯炯有神。凡是熟悉他的人，无不向他投去敬意的目光。
这位老翁，名叫甘康民，今年89岁，是一位有着55年党龄的中共党员。他的资历很深，是萍乡县(市)第一任种子公司经理，萍乡市南繁指挥部第一任总指挥。为了大地的丰收、农民的欢笑，他在种业天地里艰苦奋斗了近40个春秋，在萍乡种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一连串闪光的足迹。
??1953年至1956年，他在樟树农校就读后，组织上分配他到萍乡积善区、安源区、大安区等地蹲点，开展水稻良种推广和病虫害防治，他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蹲点到哪里，丰收增产就到哪里。1953年，甘康民被评为县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1954年至1956年连年获县农业局先进工作者称号。
??1960年，我市早稻播种期间久雨低温，严重烂种烂秧，缺少大量种子补种。为了解决种源，他与公司的几位同志辛苦奔波深入到全县数十个乡镇粮管所，从商品粮中筛选出合乎种子标准的稻谷300多万斤，解决了补种需要的种子，使早稻因烂种烂秧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1963年，在甘康民的积极建议与运作下，萍乡成立了鹅湖良种场，从此种子公司有了自己固定的良种繁殖基地，每年可为全市提供水稻良种10万公斤；与此同时，各区、县也相继成立了农科所，重点乡镇建立了良种基地，每年可繁育水稻良种150至200万公斤。1968年，全省推广高秆改矮秆，市种子公司收购矮秆良种4000多万公斤，保证了本市与全省大面积高秆改矮秆种子的需求，省里通报表扬他“为粮食增产作出了大贡献”。
??1969年，他首次带领种子公司几名农技员，跋山涉水到海南三亚开展晚稻新品种繁殖。那时海南十分荒凉，生活条件艰苦，他坚持在高温、强光下劳作，洗河水澡，吃沙子饭，睡地铺，累出了胃溃疡。当时他的妻子又正好生孩子，要他回去照料。但是，他为了抢天时繁育种子，考虑再三，还是没有回家，而是坚守在繁种一线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数十万斤晚稻良种运回了萍乡，为全市晚稻丰收提供了良种需求。
??萍乡市种子公司成立后，由于甘康民经营有道、管理有方，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年年有盈利，岁岁有进展。他将盈利部分大都用在购买土地、建仓库等基础设施上，新建了办公楼、种子检验室、标本室、种子低温库，购置了汽车和种子加工机械。到1987年底，市种子公司有流动资金80多万元，还为市农业局提供了大量资金，成为当时全省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地市级种子公司。他任公司经理期间，曾多次有人送“红包”给他，请他代销种子，但他一一拒收，坚持严格把关，查验种子质量，避免了劣质种子流入种子市场坑害农民。
“绿色革命”给世界带来了杂交水稻，从此，“南繁”这一新兴产业问世。南繁之始，谈何容易！甘康民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有一种“敢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他在1974年秋，就率先带领一支由各区农技员组成的南繁制种专业队奔赴海南三亚，开启了他南繁创业新征程……
那时，交通条件差，从萍乡到海南，要步行、坐火车、过轮渡、坐汽车、搭牛车，跋山涉水数千里之远，到达制种基地要历时10多个日日夜夜，累得精疲力竭。
那时，在海南三亚沿海制种基地生活何等艰苦，制种人住的是茅棚陋舍、庙宇旧堂，吃的是沙子饭定量粮，洗的是河水井水澡，睡的是稻草铺垫的地铺，蚂蚁、跳蚤、蟑螂、老鼠总来骚扰，睡不好觉。
那时，海南自然环境荒凉，田里杂草荆棘丛生，毒蛇、蜈蚣藏匿其中，蚂蝗又长又粗又多，制种人在田里耕作，皮肤被吸咬得红肿难受，有的还被毒蛇、蜈蚣咬伤。还有铺天盖地的台风，浊浪排空的海啸，干旱洪水等灾害时有发生……
南繁制种有数不尽的艰难险阻，有说不完的苦辣辛酸，甘康民都一一经受住了考验。数十年的南繁生涯，他皮肤晒黑了，头发花白了，患上了胃溃疡、关节炎等多种疾病，消瘦了30多斤。但是他还是坚守南繁一线不动摇。1984年，组织上提拔他担任农业局纪委书记，他上任不到一年，就主动请辞，回到市种子公司干他的老本行。
甘康民在近40年的种业生涯中，既为常规水稻繁育了一批又一批良种，又为杂交水稻繁制出大批量的种子，他既是常规水稻良种繁育的实践者和领导者，又是杂交水稻繁种从一粒小种子到大种业全过程的领头雁和组织者。虽然晚年患病在身，但他觉得无悔、无怨、无憾。他高兴地看到，如今萍乡的南繁成了全国的一面旗帜，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称誉“萍乡是中国杂交水稻制种之乡”。“萍乡牌”的杂交水稻良种不仅撒遍了华夏大地，而且辐射到国外，萍乡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