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浦东论坛”首场论坛——“2017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在上海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在开幕致辞中指出，有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研讨会已在北京召开多次，但围绕的主题过于宏大，而本次论坛颇具开创性地选取了社会学为研究对象，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细化为具体分支学科的话语体系构建。李培林表示，这一讨论将扩展到其他分支学科，明年有望进行有关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探讨。

　　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洪大用、上海大学教授顾骏、北京大学教授渠敬东、南京大学教授翟学伟等专家学者进行了主旨发言，以各自的视角解读与探索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洪大用： 话语体系的核心是话语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洪大用总结了当下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中的诸多偏差与不足，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目标与需要解决的问题，指出了一条构建话语体系的可行之路。

　　洪大用表示，构建话语体系不能脱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此外，构建话语体系需要明确其目标为构建概念明确、内容丰富、逻辑自洽、完整而具有开放性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并深化与国外社会学界的交流，提升国际话语权。

　　洪大用强调，话语权是话语体系的核心，加强国际话语权也符合中国整体的发展需要。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需要在对接和传承中国既有社会话语与文化、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同时，与社会改革的其他方面相互渗透和转化，向国际社会与人民大众推广和普及话语体系， 培养反思批判的意识与能力，超越西方化与本土化，以引领全球社会学理论新方向，确立国际学术话语权。

　　顾骏：建立与西方平行的话语体系

　　上海大学教授顾骏借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探讨了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策略和路径。他解释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华民族历史选择主体性的体现。这提醒我们在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建设中，不可简单堆砌话语，需要在中国主题、地位、思想和经验的支撑下，建立一条贯穿话语的体系性轴线。话语体系不仅需要打上中国标签，并且要具备与世界对话的能力，成为一套独树一帜的话语体系。

　　顾骏教授还认为，建立这一话语体系的目标不止要与世界对话，更要建立与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平行的体系;这同时也是为了拓展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在西方的“秩序与进步”两大主题之外，寻求第三种状态的可能。

　　渠敬东：话语体系不是空谈，社会生活自有力量

　　北京大学教授渠敬东则对全球的社会学现状做出了有力的批判。他指出，在世界普遍发生剧变的当下，社会学以及广义上的社会科学却“广泛地处于常规范式状态”。他解释说，虽然在表面看来，由行为学主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每天都在创新，实际却在退步;因缺乏对社会的真实关怀，一味机械地生产逻辑，社会科学逐渐与社会脱节。当社会科学研究的动力不断萎缩，便会产生消极影响。“无用之学越匮乏，有用之学越没用。”渠敬东说。

　　渠敬东说，社会学研究通常有两种角度，一种是科学的形象主义，另一种是心理体验主义。前者基于观察、统计和测量，后者则基于直觉、同情和内省。而因前者的盛行，后一种社会学研究几乎已消失不见。社会学的发展不仅要依靠科学，更需要探索生活和内心，将科学与人文艺术相结合。

　　在此基础上，渠敬东举了林耀华的《金翼》一书的例子。在他看来，这本讲述了近代中国两个家族的变迁的著作，正是心理体验派社会学的杰作，体现了中国社会生活中生生不息的内在力量。在此基础上，渠敬东表明，建设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不可走入国际社会学界的普遍误区，需要打破行为学主导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回归中国的社会现实，深入探究中国人的内在生命力;话语体系不是空谈，它需要在生活中体会。

　　翟学伟：本土性研究不可陷入国学窠臼

　　南京大学教授翟学伟通过对本土化的分析，阐述了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意义。他认为本土性研究不可走国学的道路，将国学作为本土化重点并不是创新。翟学伟说，本土性研究发生的根本理由是因为现有学科的视角、理论和方法运用于解释本土社会现象时确实有所欠缺。如今中国人在对外来文明及知识的运用中出现了阻碍、扭曲、误读和变异等，这是本土性研究的现实基础;而它并不会影响中国的现代化和融入全球化的意图。

　　翟学伟进一步论述，本土性研究不能一开始就做实证研究。因为它并非遵循一般规律，而是启动了另一种可能性，即从文化视角进入到对人与社会的研究。诚然，由于文化本身的模糊性，本土性研究为中国学者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但在找到社会文化的要点，并提出地方性研究的假设和相关推论之前，是无从实证的。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浦东论坛”首场论坛由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