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字头上一把刀”，很形象，因为是刀字头；“贪字头上一把刀”，不显见，取寓意。现代人甚至有“贪字头上两把刀”的“图说”，把“贪”字字头的一撇一捺图像化为两把利刃，也不失创意。好色和贪心，恐怕是俗人都难免的“毛病”，于是古往今来，总有种种警世箴言来时时敲打人们的蠢蠢之心。

　　针对贪淫好色的，《金瓶梅词话》的《四贪词·色》写道：“休爱绿鬓美朱颜，少贪红粉翠花钿。损身害命多娇态，倾国倾城色更鲜。 莫恋此，养丹田。人能寡欲寿长年。从今罢却闲风月，纸帐梅花独自眠。”教人不要纵情纵欲，说教气息浓厚；“二八娇女体如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这样的“狠话”就直白干脆得多。不过，在寡淡得长寿和纵情花酒间两者之中，如何平衡和取舍，确实令不少人纠结。

　　贪色对自身会造成伤害，到底还是个人至多是小家的问题，而如果贪色的是有职有权的官员，那危害就不能小视了——不是说官员的贵体比常人值得重视，而是——贪色必腐败。从近年媒体曝光的腐败案看，八九成以上贪官都有包养情人、二奶的“事迹”，许多甚至有多个情妇、二奶；网上甚至流传有汇总记录著名贪官“后宫”排行和特殊癖好的所谓榜单。面对这些，“生活腐化”、“道德败坏”、“生活糜烂”这样的官方标签多少显得苍白。

　　性欲是人的本性，古今中外都有共识，文明的进步伴随着人的社会性的提升和动物性的遏制，官员肆无忌惮渔猎美色，填的是一个永难填满的欲壑，满足了自己的生理和心理，总要“回报”对方的利益需求，票子、车子、房子、位子……说起来似乎是两厢情愿各取所需，可是有多少靠着自家的薪水能玩得转这事儿的？所以说迷于“贪色”，非腐败不可。

　　正如有文章指出的，这些深陷石榴裙沉醉牡丹花的官员为了支撑巨大的花销，为博美人一笑，为将“乱性”进行到底，就只有以权去谋私，或贪污，或受贿，或巧取，或豪夺，或卖官，或索要，或挪用，或侵吞……在一场场权色交易中，官员以权力猎取了女色，而女色的贪欲和索求加大了官员猎色的成本和贪污、受贿的“力度”，这就是贪色的官员无一走出的一个怪圈。

　　“自古英雄多好色，好色未必真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唯有好色似英雄”，如此不讳言自己好色者为谁？张学良。有权有势，应该属于不怕玩玩得起的，不过，面对马君武所作“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也难自辩白吧。责难之事或可解释（据说谐音的明星胡蝶，张当时并不认识，并因此诗终身不见），但有此嗜好在先，国难实况当前，还能说啥呢？

　　张学良所言的“自古英雄多好色”，用更通俗的话表述，就是“英雄难过美人关”，这样的实例确实太多了，历代的昏庸之主亡国之君，不少倒在美人脚下，说“难过美人关”不过找个浪漫借口遮遮羞，说“红颜祸水”就有些无耻推责了。

　　据现代心理学研究，男人面对美丽的女性，很难抵抗其魅力，而且容易失去理性、情不自禁地短视近利，并宁愿牺牲长远的利益。这么看来，贪色似乎是常态；不过，也另有“英雄不好色，好色非英雄”的人物，因为少见，所以更显得珍贵。明代小说《警世通言》中有一篇《赵太祖千里送京娘》，开篇的议论颇有意思：

　　话题因“宋朝何者胜于汉唐”而起，结论为“他事虽不及汉唐，惟不贪女色最胜”：“汉高溺爱于戚姬，唐宗乱伦于弟妇。吕氏、武氏几危社稷，飞燕、太真并污宫闱。宋代虽有盘乐之主，绝无渔色之君，所以高、曹、向、孟，闺德独擅其美，此则远过于汉唐者矣。”

　　话说这“宋朝诸帝不贪女色，全是太祖皇帝贻谋之善。不但是为君以后，早朝宴罢，宠幸希疏。自他未曾“发迹变泰”的时节，也就是个铁铮铮的好汉，直道而行，一邪不染。则看他《千里送京娘》这节故事便知”。

　　故事的情节不复杂，青年赵匡胤救了一个被强盗掳掠的女子，也姓赵，名京娘。自告奋勇要送她回到故乡父母家里。并说：“汉末三国时，关云长独行千里，五关斩六将，护着两位皇嫂，直到古城与刘皇叔相会，这才是大丈夫所为。今日一位小娘子救她不得，赵某还做什么人？”面对“你少男少女一路同行，嫌疑之际，被人谈论，可不为好成歉，反为一世英雄之玷”的质疑，赵匡胤于是跟京娘结为兄妹，并且让出自己的坐骑给京娘，自己步行相随。

　　一路上先后打杀了劫掠京娘的强盗，又拒绝了京娘以身相许报答救命大恩的打算，终于把京娘安然送回家乡——可惜的是这番义举难被俗人理解，连京娘的父兄都不相信千里同行，赵匡胤能守礼安心。赵匡胤一怒而走，京娘自尽以证清白。

　　宋代赵令畤《侯鲭录》也记载了一个不好女色的英雄，曾经主持变法革新的王安石。话说王安石由京官外放，从金陵（今南京）过苏州，苏州知府刘邠设宴款待，席间安排了营妓来歌舞助兴。 这本是当时官府送往迎来交接应酬的常设项目，很普遍平常——宋代盛行营妓也即官妓制度。简单说，这些用来宴会时音乐歌舞、陪酒助兴的女子是官府用钱买来专门培养的，有专门的名册登记，叫做“在籍”； 要“出籍”须交钱赎身。但是，她们是卖艺不卖身的，官员可以欣赏乐舞，让她们陪酒，但不能与她们发生更亲密的关系；让其“私侍枕席”者，官员是要被治罪的。

　　南宋大儒朱熹就曾办过这样的案子，他为了找政敌唐仲友的麻烦，就从一个叫严蕊的营妓下手，严刑拷打，要严蕊供称和唐仲友有越轨行为。没有想到严蕊傲骨铮铮，打死也不承认没有发生的事儿。最后事儿闹大了，钦差来了，案子翻了。这事件说明官员和营妓之间的关系，起码在法律层面上是不可以越雷池一步的。止于“歌舞性酒”，则既不违法违纪，也不算失德。不过，王安石律己更严，见有营妓在场，当即拉下脸来，不肯就坐入席。刘知府无奈，只好打发营妓下去，王安石这才坐下。

　　同是宋朝，理学大师二程兄弟“座中有妓心中无妓”的典故也常常被人提起，不过解读却大相径庭。先看故事原文：

　　两程夫子赴一士大夫宴，有妓侑觞。伊川拂衣起，明道尽欢而罢。次日，伊川过明道斋中，愠犹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无妓；今日斋中无妓，汝心中却有妓。”伊川自谓不及。

　　直接翻译为：程颐程颢兄弟同去赴宴，座中有妓女歌舞陪酒，程颐拂袖而去。程颢则跟其他客人尽情欢宴后而归。第二天，程颐到程颢房中，仍耿耿于怀，程颢说道：“昨天座中有妓，我心中却无妓；现在书斋中无妓，你心中却有妓。”程颐听了，自愧不如。

　　解说这个小典故的有两派，一家说程颢修身境界颇高，值得敬佩；一派说这是伪道学，道貌岸然。谁对谁错，各自问心。话说回来，座中有美色而避开的程颐，即便自谓境界不及程颢，却也没有逾矩。今日之众多穿梭应酬于各种不乏燕舞莺歌之所的人们，能有王安石、程颐这般的修为，也就不会有“被勾引”而下水，拔腿也拔不出的悔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