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理工大学学者严海蓉和四名青年学者在《开放时代》发表引入注目的专题文章，试图在三农问题上发出与主流不同的声音。在他们眼中，中国农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迁。

　　他们不仅批判主流的农业发展模式，而且也与黄宗智和贺雪峰对话。这两位著名的三农专家认为中国农业仍然以小农或小规模经营为主体，小农经济不仅具有价值上和功能上的合理性，而且在现实中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贺雪峰称这样的观点为小农经济派。

　　与此不同的是，严海蓉、陈义媛、孙新华、陈航英、黄瑜认为，中国农业资本化已经开启了农业资本主义道路，资本积累的动力和农村的社会分化同时伴随着中国农业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小农虽然数量仍然庞大，但是在丧失主体性，而开始直接地或间接地隶属于资本化农业。他们正是想提醒人们注意农业资本化的危险。

　　孙新华：应该说，取消农业税费后，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国家也将大量惠农资金投放到农村，开启了“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时代。应该说农民种田赶上了一个极好的时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工商资本大举进军农村;各级政府也在发展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口号下，采取各种手段鼓励和吸引城市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农民的土地，而且还将国家的各种惠农项目重点倾斜投入到城市工商资本经营的土地上。因此本该由广大农民分享的利益被城市工商资本攫取。

　　这样一来，尽管农业在一些指标上有所改观，比如在机械化、规模化、市场化和劳动生产效率等方面都有大幅提高(土地产出率不见得提高甚至很多都在降低)，但是这又和农民有什么关系呢?很多农民不仅无法再分享农业利益和国家的资源投入，而且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谋生，使原本具有一定活力的村庄也在不断走向衰败。

　　所以，我觉得城市工商资本大举下乡与广大农民争夺利益，而不是与其形成互补，是当前三农问题面临的新挑战，这对农民、农村和农业都是十分不利的。

　　严海蓉：虽然中央废除农业税的政策有助于农民减负，然而原来的三农问题已经演变成新的三农问题。在我看来，新三农问题包括农民分化，农业资本化、和农村生态危机。旧三农问题——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主要关注农民、农村和农业在城乡关系和国家政策中的主体地位弱势的问题。在新三农问题里，我们看到的是主体性的分裂和变异。农民不再是一个整体，而在明显地分化，这是基本的事实。

　　在新华的回答中，仍然是把“农民”当作一个未分化的整体，而这正是我们从经验到概念上应该破除的一个误区。“与广大农民争利”的不仅是下乡的城市工商资本，也有农村内生的种植大户。

　　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拿农村人均纯收入来看，2012年最高的20%农户的收入是最低的20%农户收入的8.2倍。进一步研究还表明，在2001-2011年间，人均纯收入最高的10%的农村居民收入比最低的10%收入增速快两倍。

　　有些人认为农村的分化主要是由于在外务工或经营带来的，在农业经营方面则分化不显著。其实不然，新世纪十年间(2001-2011)农业经营收入的基尼系数比前十年(1991-2000)年期间要大，即农业经营收入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实际上自农村改革以来，中央的政策就在推动农民分化，鼓励农村大户、专业户的出现，帮助成就了今天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这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伴随着农民分化，农业已经开始资本化。我们认为在农业资本化中，大户、专业户的积累产生于农民分化，可以视为自下而上的资本动力，相比较而言，资本下乡则是自上而下的资本动力，也有新型经营主体—如很多合作社，结合了这两种动力。如何看待农业资本化?主流欢迎和鼓励资本化。“小农经济派”的学者反对资本下乡，反对政府帮助资本下乡，但是鼓励或默认农村自下而上的资本化。黄宗智教授认为中国农业资本化没有造成无产化，即农业雇佣劳动的比例很低，只有3-5%左右。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农业新型经营主体雇用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大约在20-30%左右。土地的逐渐集中、雇佣劳动的显著增加——这也是农民分化的一个体现，使得中国有走向农业资本主义的趋势。

　　中国农村面临的巨大挑战是环境生态危机。严重依赖化肥、农药、农膜的化工农业已经是造成中国面源污染的第一大因素。举个例子，在单位面积上，中国化肥的使用量是国际公认安全上限的1.93倍。环境生态危机威胁着城乡的公共健康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黄瑜：如严海蓉提到，我国的“化工农业”已经造成严重的污染，可是国家在这方面还没有引起重视。工厂污染了环境可能不一定会影响生产，可是农业离开了健康的生态环境是无以维系的。另外，国家目前对农业方面的扶持，除了补贴之外，很多时候是以项目的形式发放的。表面上看，项目的招标是公开公平的，可是，一份项目申请书最少都要上百页，普通的农民很难弄的出来。因此，项目多由龙头企业独占，而普通农户难以获得。

　　澎湃新闻：农业现代化是否离不开规模化和资本化?

　　陈航英：中国农业的出路势必要现代化，所以问题不在于农业现代化是不是中国的出路，而在于中国应该选择怎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我国当前选择的道路是以资本为主导来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所谓的“新大陆模式”或者“旧的农业范式”。这一农业现代化带来的问题很多，首先就是不符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情况，另外更为严重的就是它会让我们重新走上让广大农民无产和半无产化的老路，并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其带来的这些问题，无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在自然层面都是我们所承担不起的。

　　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在当前以资本为主导的农业现代化之外，寻找另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呢?

　　陈义媛：今天农业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农业机械化的推广，的确已经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这与中国户均不足十亩地的农业经营状况出现了矛盾，我们的确有规模化的需要。我同意航英的观点，我们需要讨论的不是要不要“农业现代化”，而是要讨论什么样的 “农业现代化”。今天的政策话语中，“农业现代化”基本就等同于“资本化”和“规模化”，或者说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农业规模化，无论是龙头企业、合作社、专业大户还是所谓的家庭农场。

　　这几类主体尽管具体经营方式有不同，但基本逻辑有一致性：使用相当比例的雇佣劳动、以利润最大化并扩大再生产为目标。他们与普通农户以维持生计为目的的农业生产已经有了质的不同。这几类主体中，有龙头企业这种外来资本下乡的形式，同时也有家庭农场这类从农村分化中内生的资本形态，分别对应着严海蓉老师和我的文章中指出的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和自下而上的资本化驱动力。

　　国家对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了补贴和扶持，且扶持力度近年来有增无减;然而，即便没有政府的补贴，一些企业、种植大户也在不断的试错和失败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经营策略，并且能够盈利。也就是说，这类经营主体的出现绝不是因为国家政策扶持而偶然出现的，他们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并且这股日渐强大的力量正在对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造。

　　遗憾的是，这种以资本为主导的规模化，构成了我们今天对农业现代化的唯一想象。人民公社时代的农业经营模式尽管遭到很多批评，但需要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国际环境下讨论，暂不赘言。集体时代的农业模式是否可以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另类想象?将村集体土地集中起来实现适度规模化，发挥机械化优势，在集体中按劳分配，并逐步积累;在积累到一定阶段时，创办集体自己的农产品储藏、加工企业，使一小部分劳动力在农业经营领域，而将其余的劳动力组织在集体的工业企业中，使农业增值收益留在村集体，每个集体成员平均分享。将劳动者——而不是利润——作为规模化的主体，是否可以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另一条路径?

　　孙新华：我也觉得农业现代化肯定是中国农业的出路，但关键是什么样的农业现代化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正像义媛所说，长期以来主流所认同和实践中的主流模式都是将大规模的农场即以资本为主导的规模化等同于现代农业。这其实只是农业现代化的一种路径，即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大陆模式，在新大陆国家人少地多，比较适宜这种模式。而且这种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而粗”，单位产出率并不高，尽管劳动生产效率比较高。

　　而中国恰是人多地少的国度，我们的广大农民需要种地，我国的粮食安全又要求保障土地的单位产出率，这些都限制了我国走大而粗的新大陆模式，而更适合走传统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即在以小生产者作为主要农业经营主体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来实现农业现代化。

　　所以，假如现代化一定离不开规模化的话，规模化不一定非得是农业生产的规模化，还可以是通过“小生产+大合作”实现规模化。

　　“城市工商资本大举下乡与广大农民争夺利益，而不是与其形成互补，是当前三农问题面临的新挑战。”

　　在严海蓉看来，旧三农问题——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关注的是农民、农村和农业在城乡关系和国家政策中的弱势地位;而在在新三农问题里，农民不再是一个整体，而在明显地分化和分裂。

　　农业现代化是否是中国农业的出路?什么样的农业现代化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长期以来的主流模式都是规模化和资本化，即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大陆模式，而中国人多地少，并不适合这样的模式。对市场的崇拜使得资本化农业、化工农业变成农业现代化的唯一道路，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澎湃新闻记者就一系列问题采访了上述五位学者。